老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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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老辉今年78岁了。

  “霜降”那天，恰逢星期天，我带领妻儿回老家，给爷爷奶奶烧纸，算是对的一个照应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我远远望见一个老人，迈着蹒跚的步子，朝我们家走来。我问父亲“是不是你的老朋友来了？”父亲居然说那不是老辉，“他怕是没有这么硬的身子骨。”尽管有近20年没见到他，但我认出来了，的确是老辉。看来，父亲和老辉一样，真的是老了。

  老辉是隔壁村的，全村人都姓张，只有他姓王，因名字里有个“辉”字，打我记事起，就听人管他叫老辉。他四十多岁时以“倒插门”的方式到隔壁村，才讨上个寡妇，还带着两个男孩子。跟了老辉后，老婆一口气生下了三个女儿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这可是最让男人“上心”的事情，尤其是对于老辉这个“杂姓”来说。虽说那两个儿子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头，冬天里从没穿过袜子和绵袄，夏天里从没穿过鞋，但老辉也算是尽到了继父的力量，把他们拉扯大了。在老辉55岁的那年，老婆终于为他生下了一个“秋葫芦”儿子。此后，老辉的腰板挺的更直——近花甲的年龄仿佛跟他无关，逢人便提：我那“儿老子”……

  记忆里的老辉让白癜风患者感受中科魅力，是个爱开玩笑的人。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，“家大口阔”是那个时代的家庭特征。每到年底，全大队的“缺粮户”被召集到一起召开“超支会”。记忆里，父亲总是跟老辉一起到去，一道回。虽说是“超支”了，但大人们都知道，也没让孩子们吃个饱饭。全大队的贫困户集中后，支书讲了一通“革命形势大好”，与会的人照样没钱偿还欠款。于是，村支书一个一个地询问，怎么办？实在没法，家当也可以抵。家里能有什么呢？憨厚的农民，这个时候的感受像是接受了别人的恩赐后却不能报答的那种，难受得一脸的苦楚和皮笑肉不笑。没有人开口。缄默。很久。支书不耐烦了……这时，老辉发言了。没有开场白，开口便表态：“我家有两头猪，大小差不多——你去牵，随便哪一个都行。”支书像催贷款的人突然拿到了可以抵债的房产证，欣喜地问道：“是吧，猪儿多大了？”“一个七斤半，一个八斤半。”老辉爽快地说，而且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。父亲回来讲给母亲听的时候，没有一点轻松，一脸的认真。因为我家喂的猪早就被牵走了，现在连这么小的猪也没有……

  尽管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老辉照样昂首挺胸地走在村里；见了支书照例没有老远就奔过去打招呼；村里也照例少不北京白癜风专治医院了那种老实人的“恶毒”。

  老辉在村里听了不少的闲话，受了不少的冤枉气，吃了不少的亏。是那种受冷落、受歧视的对象。其实，大伙们过得都不怎么好，可就有一伙人，自己也饿着肚皮却偏要在村里树立一个更加糟糕的“典型”，以便释放什么。在物质和精神双向匮乏的环境里，老辉还被全面地“妖魔化”， 无所恃怙。所以，放工后他爱到我们村来走动，说说笑话，苦中作乐。有一天午后北京看白癜风最正规的医院，我们一起在树下歇着。他说：“我那个弯子里的人啊，狠得狠呢。白天像是个人，可到了夜里，我睡觉都不敢吹灯——灯一熄，他们都变成了鬼，吓人得很呢！”

  分田“单干”后，老辉靠着勤劳和算计，总算让六个孩子能吃饱饭。饿怕了的乡里人，各家各户的利益比“泰山”还重。老辉田里的水，会被人放到了自家的田里；地里，有没看好的老牛吃了苗子，牛主事后不承认；至于孩子被别人欺负的事情，几乎天天有，孩子们连哭的地儿也没有……老辉的心啊，疼得无法忍受时，那两个大点的儿子便成了出气的筒子，打骂过后，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像股风，从远处不偏不倚地飘进了老辉的耳朵：到底不是亲生的儿子啊！没爹的孩子多可怜啊……老辉的心里的那个苦和痛，连我们做小孩子的，似乎也能领略一二。有一次，他对大人们说：“在那个弯子里，知道该怎么驮锄头吗？——要把带铁器的一端放在前面，木把放后面。否则，走在后面的人，会把你的锄头敲下、拿走。”

  老辉一生的爱好是饮酒，农村那种自己酿造的烈性酒。一杯下肚，满脸的皱纹，像一群饿极的小鸡，在一把米撒下后，它们迅速地合拢、聚集，片刻后又似乎受着猛烈的驱赶，随即在脸上荡漾开来……这是他典型的酒态。即使是自家的粮食酿制，他也舍不得很大方地享用。毕竟粮食可以卖钱，酿造还需要加工费。所以，老辉虽然天天饮酒，却与文人骚客的“日日花前常病酒”不同，先是出于劳累一天之后的解乏，再才是享受。他反对“城里人”关于“白菜、咸菜不是下酒菜”的说法，常常是一个小碟咸菜也可以喝上一盅。此外，他认为白酒对身体有消毒的功用。那年闹“非典”的时候，他的宝贝儿子被他逼迫回家。他对儿子的训言是：“我一生的吃喝从没讲究，也没得病。什么原因？酒啊！你保证肚子里每天装他个半斤白酒，看他娘的非典病毒还呆不呆得住？病菌统统被杀死了……”他对酒的理解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：“热酒伤肝，冷酒伤肺，没酒——我伤心啊！”

  老辉一生种田很在行，可人毕竟逃脱不了时光的注释，身体渐渐地应付不了劳动的粗砺。好在他还有一个技能——自己采草药、抓蜈蚣，和着酒给自己强身、治病。听父亲说，老辉前年害过一次大病，差点死了，就得益于他自己采的草药的辅助治疗。现在除了右脚有点瘸，居然还可以下地干点轻微的农活。这次，见了他，我也仿佛回到了童年，问这问那，当问到他的瘸腿时，近八旬的老辉仍像当年那样，对已经年登不惑的我，幽了一默：“闹非典的第二年得的病，可能是‘非典型性’脚痛吧，治不好哟。”

  老辉比我父亲整整大十岁。思维却比我父亲敏锐得多。父亲问他：“你那‘儿老子’什么时候完婚呀？”老辉说，“前年那次大病，我已经到了阎王跟前准备报到，阎王一算，说‘你的‘儿老子’连媳妇都没娶，你怎么就来了呢？快滚回去吧。’我这不就又活过来了吗？为的是在我闭眼之前，看到儿媳妇啊。”老辉脸上的无奈很快就被满脸的“沟壑”掩埋，指着我的孩子对我父亲说，“还是你老弟有福气哟，不仅有拿国家工资的‘儿’老子在养着你，连‘孙’老子都这么大了。而我，只有这把老骨头哟……不吵闹你们了，我还得到地里去干活呢。”望着蹒跚而去的老辉，我的眼睛模糊了：他将是多少个“农父”的未来呢？我想起了自己以前闲聊时说过的一句话：我们村的老人到死也改不了爱下地干活的习惯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的良心也被鹰叼去了。

  　　

  老辉在最底层，一辈子。

  城市知识分子偏爱在言说的间隙表达对乡村的关爱。有时，他们也会非常严肃地讨论应该如何表达乡村。缺少对老辉们的历史进行真实而悲情的阅读，谁能言语？

  现在，我唯一做得到的，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地，把“老辉”这个称呼变成“辉老”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