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人贵”轶事

脾滋波番僧挪炼

“人贵”轶事
  

  “人贵”轶事

  ——剑气如虹

  

  

  　　

  前些时，老家来人。闲谈中他突然语气一沉地说：“人白灵片价格是什么样贵”死了。“怎么死的？”我心中一颤迅即问道。“三月十八号病死的。死前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，身上全部长了疮，太做气味，死之前连口水都喝不到口。想他一生在村里呼风唤雨，风光八面，算计这个，刻薄那个，没想到连死也死得不痛快。”“难道他的几个儿子也不招呼他？”我追问道。“屋檐滴水不左移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来人说完后便一脸严肃，屋中半晌无语。

  但是，来人的述说却撩起了我的思绪，把我带回少年时期在老家度过的岁月。那时“人贵”还不叫“人贵”，而是另有绰号，叫“大头社员”。意即不是干部，但干部又管不的人。“大头社员”家祖宗三代都是赤贫，从“土改”到“文革”都是依靠对象。而“大头社员”又能言善辩，并且有“大事不要命，小事不要脸”之说。再加上五个精壮的儿子在村中一站，更是无人能敌。故“大头社员”在村中享有特殊的待遇。出工随便，收工自由，每天十个工分，一厘也不能少。小队队长，大队书记只要他不烦不躁，亦不招他,惹他，有时甚至还要故作姿态地抬他、宠他。因为，一旦把他搞烦，那是全村都不得安宁。

  “文革”前，我们村在外教书的人比较多，“文革”中这些人不约而同地中箭落马，成了“黑五类”，纷纷被清洗回家。这些人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到“大头社员”家拱手朝拜，恭恭敬敬地请其关照。否则，在家的日子就会步步艰难。

  “大头社员”因为其秉性，贫下中农是既不招惹他，亦不恭维他，而是“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”。因此“大头社员”每天吃完晚饭就是在几户“黑五类”家中出入，抽烟、喝茶、聊天。天上的玉帝，地上的神仙，南京的城隍，北京的土地，直聊得主人呵欠连连，泪水涟涟，他才一伸懒腰哪些方面制约白癜风的长时间治疗无效，起身回家。“黑五类”们尽管对“大头社员”腹诽颇多，但从来不敢形之于色，出之于声。而且一旦有什么红白喜事，还要把他奉为座上宾。即使偶尔打一下牙祭，也要专程恭请“大头社员”光临。而“大头社员”也乐此不疲，一落座就一本正经地评说这个，教训那个。每说之前总要冠以，说：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。听的人总有忍俊不禁之感。几回过后，几个“黑五类”就在背后呼他为“人贵”。不多时，这“人贵”就 取“大头社员”而代之在全村流行开来。而“人贵”在村里流行不衰，并让人回味无穷的还是他的几件轶事。

  “文革”中强调干部要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当时，公社的一位副书记住点我们村，住在队长家，但吃饭是轮流派，每餐向被派饭的人家交一角二分钱，半斤粮票。尽管为住队干部煮饭是一件麻烦事，但这也是一种政治待遇。只有贫下中农并且收拾得理落的家庭才有资格派饭。而“黑五类”们是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。当时还规定，每个男劳力每月最少出勤在二十八天以上，女劳力最少出勤在二十六天以上，少出勤一天，就扣三天的基本劳动日，基本工分，基本口粮。因此，非到万不得以，没有哪一个人敢旷一天工。

  有一天，并非是假日，“人贵”却扛着冲担准备外出，队长看见不说，大队书记看见不问。但是住队的公社副书记却拦住“人贵”问道：“你驮着冲担哪里去？”“人贵”答道：“家中没柴烧了，我去砍点柴。”“今天没放假，不准去。”公社副书记斩钉截铁地说。”人贵”二话不说，扛着冲担就回家了。

  两天后，公社副书记被派饭到“人贵”家里。到吃午饭的时候“人贵”十分谦恭地到队长家请副书记吃饭。刚一落座，“人贵”就从厨房中端出两碗削得干干净净的红薯和一碟辣椒揉的萝卜丝，十分热情地对副书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没得菜咽，请你将就一点。”副书记好生不解地问道：“你家怎么就是吃这个？”“人贵”答道：“没有办法，柴烧完了，又不能去砍，所以只好吃这个。”副书记默然无声地坐了一会，悄悄地走出了“人贵”的大门。自那以后“人贵”干什么事，副书记再也不加干涉了。

  那个时候，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农民的生活说是：正、二、三月，包工定额，四、五、六月，多劳多得，七、八、九月，七扣八折，十、冬腊月，百事没得。农民一年劳动到头，就指望年终决算。决算时如果家中劳力多，挣的工分多，年终决算时可能分点钱，被称为“余粮户”。分过年物资时就可以爽爽快快的朝家中拿。如果家大口阔，工分又挣得少，年终决算时就要向队上交钱，被称为“缺粮户”，分过年物资时就要先交“缺粮款”。有一年，年终决算，“人贵”成了缺粮户，需要交八十多元缺粮款。

  农村一进入腊月，年味就浓了，日光就短了，光阴也快了，人也显忙了。这一年腊月二十，队上开始分花生、分油、准备过年。余粮户都满脸喜气，十分夸张地左手提篮子，右手提油壶。而缺粮户则一脸郁色，弓腰驼背地躲在一边。突然“人贵”挑着箩筐，提着油壶走进仓库冲正在称花生，称油的干部说：“跟我称花生、称油”。队长回答说：“请先交了缺粮款再称。”“人贵”一言不发，掉头就走，不一会他手里捏着五分钱气喘吁吁地跑进仓库，一边将钱朝队长手中一塞，一边声高气壮地说：“穷要穷得硬竹，富要富得排场，三分钱的花生，两分钱的油。”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在场的所有干部均瞠目结舌，默不作声。

  大集体时，农民出工，天天是由队长炊哨子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派活，菇秧、推肥、车水、挑粮，各就其位。农闲时，出工晚一点，农忙时常常是天刚有点粉粉亮，队长的哨子就在村头响起，哨音一响，人们十分不情愿地从床上起来，摸摸索索地穿衣服，一边揉着惺松的睡眼，一边扛着锄头，挑着箢子，跌跌撞撞地朝畈里走去。

  一次闲谈中，队长说他总是从窗子里看到天刚有点麻麻亮就起床吹哨子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第二天日上三竿，出工的哨音还未响起，全村人大或不解，人们赶着挑水，到自留地浇菜，上街购物。直到往日早晨收工的时候队长才慌慌张张地从家中出来，口里不停骂道：“哪个狗日的用草把子把我的窗子塞得严严实实的，害得我以为还没天光。”当时无人认帐，过后“人贵”在与人吹牛皮说了出来。他说：天天是我睡得正香时，他的哨子就响了，我真恨不得他口舌生疮吹不成哨子。但是，他天天都是那么准时的吹哨子，所以，我用草把子把他的窗子堵住，整他一回。

  “人贵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大集体时期享受着滋润，享受着风光。但是，农村实行大包干之后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已渐入老年的“精神紧张诱发白癜风疾病的病因人贵”就再也没有大集体时期的潇洒和舒坦了。尽管他还时常耍弄些小聪明，玩弄些歪智慧，但是，犁田耙地，栽秧割谷，样样都必须亲自动手。而他几个儿子因为风格酷肖其父，为人做事都是鸽子翻身-----各顾各，哪怕再脏、再难，再重的农活也从不施援手，而且有时还要把他痛骂一番，骂其无能，咒其早死。这更让“人贵”心中窝火。又无处发泄，所以，大包干二十多年，“人贵”的景况就成了老太太过年----一年不如一年了。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，见泪，走路打颤。今年春节过后，村子里就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了。没想到，他竟连今年金春的阳光也看不到了。

  幸而，他还有几件轶事在村里流传，也许要永远传下去吧！但愿他到那边去还是象在这面一样风光无限！